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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元礼:一声专注 通元识“李”

发布时间:2017-06-28阅读量:

吕元礼,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长期研究华人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行政与李光耀思想。他的多本著作中,《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受到中新高层关注,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在国会发言中专门介绍该书,为该书作序并亲笔题签,该书概括的新加坡廉政体系——“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薪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被书法家写成横匾,悬挂在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总部。目前,吕元礼教授开设的“我读李光耀”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着手狮城笔析情,着眼中国怀天下。一生专注桃李香,读新读李自一家。

■笔析狮城 胸怀天下

1988年,他翻开手边已读过半的《领袖们》,书中对一位领导人“身材结实,像个拳击手”的形容引发了他的兴趣。这是吕元礼第一次接触到这位被尼克松誉为“本世纪最伟大执政兴国领导人之一”的李光耀。

伴随着改革开放与邓小平南巡后的思想解放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个特殊的东南亚岛国———新加坡。此时的吕元礼正踌躇于未来的钻研方向,一心想从事教学研究的他,于深圳大学组织部工作两年后,便申请前往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访学期间,他得空就泡在北大图书馆里,浸润书海,查阅大量政治文化资料,只为寻得航标。

“那是金秋的一天。”吕元礼回忆道。同往常一样,他从图书馆出来,漫步在馆前的五四路上,突然响指一打,灵光一现———“就是新加坡了!”一直热衷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他,发现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与儒家价值观存在不少交集。专就儒家文化本身来研究,很难有所创新;但结合新加坡来研究儒家文化或结合儒家文化来研究新加坡,则更容易有所突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吕元礼感叹自己在临近四十时,能找到喜欢且值得研究的领域。“我觉得非常幸运!”至此,在他选准了新加坡政治文化作为全力以赴研究的方向后,便从未动摇。

秉持着“着手虽在狮城,着眼实在中国”的研究理念,吕元礼一直将新加坡政治的亮点、特点与中国政治社会的热点、难点相结合,为借鉴而研究,在研究中借鉴。从新加坡的廉政之道到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领导方式,从李光耀的儒家价值观到新加坡家庭理念,吕元礼对新加坡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探析、解读。随着学术论文及相关著作的大量发表,不少新加坡政府官员及记者也逐渐关注到了这位潜心研究新加坡的中国学者,“有时会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想听听中国学者对新加坡热点的看法。”他心受鼓舞,与他们热心交流。

吕元礼著作中,令人瞩目的当属《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受到新加坡政治高层的广泛关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更受邀为该书作序并亲笔题签。起初,为了在书中引用相关史料照片,以达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的效果,他便寻得人民行动党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并发出请求。未曾想,新加坡方面不仅同意提供照片,还欲引用书籍部分内容。他感叹道,“我写的是新加坡,他们的政要领导却反过来引用我的东西,这是非常好的事儿啊!”来自新加坡的这封回信无疑是对吕元礼多年研究的肯定。此后,针对此书内容,吕元礼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官员一直保持着良好联系。在2007年,吕元礼受邀访问新加坡并获得李显龙的接见。

从请求李显龙作序、题签到接见,从吕元礼言语中的“深感荣幸”、“荣幸之至”到“幸莫大焉”,对于自己一次次“得寸进尺”的请求都得到满足,吕元礼赧然一笑,“其实我提出各个要求都没报什么希望,但尝试问一问,我也没什么损失嘛!”

如今,中西结合之下的新加坡,仍在不断融入不同种族的表现方式中愈发多元,世界地图上这个强大的“小红点”,本身尚有无尽奥秘值得钻研。近来处于转型期的吕元礼也正尝试新的研究角度,不只关注“新加坡模式”的实用与借鉴价值,而是本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考察、探析新加坡的本质问题。“研究新加坡文化本身,而不为了它的用处,或许更有意思。”他笑着说道。

回归原点,笔析狮城,不仅情系中华,更胸怀天下。

■精研为学 教书育人

谈到开设“我读李光耀”这门课的契机,吕元礼眼里尽是笑意。“当时学校正好开了一系列经典精读的课程,李光耀本人著作不多,我就把他作为一本书来读,别人读书,我就读人。”以人为书,熟读深思,一页页翻阅的不是平淡无奇的字句,而是一代伟人波澜壮阔、澎湃起伏的一生。

“我读李光耀,不是要求他们去学习李光耀,而是我去介绍,让他们去了解。”吕元礼并没有去强制性地要求教学效果,在他的课堂上,更多的还是一种轻松愉悦、平等对话的氛围。“李光耀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物,站在中国的立场、站在深圳的立场去研究他,可能会获得比研究其他人更多的现实意义。”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大一学生刘海升也是“我读”课堂的一员。“开始选择这门课是因为崇拜李光耀,想了解更多他的事迹。”刘海升说道,“吕老师讲课讲得很好,他不是生硬的教条式教学,而是通过一个个小故事来讲述他眼中的李光耀。”吕元礼课堂上这个有血有肉的新加坡“国父”似乎更受学生喜爱。

课堂上的幽默感是吕元礼所认为必须的东西。学问不是沉闷,而是互动,是活力,是讲述者与聆听者的双向交流。“以前可能比较注重怎样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在更加想要营造出一种充满吸引力的课堂氛围,把课讲好,不光是学问上的功夫。”

温文儒雅,谦谦君子,这是大部分学生看见吕元礼的第一印象。手持话筒立于台前,如闲庭信步轻拈花,引经据典妙语连珠,似空谷足音长传响。学生们表示,只有真正置身于课堂,才能感受到吕元礼独特的个人魅力;只有真正融入其中,才能体会君子评君子,是怎样的妙趣横生。

对于个人研究和课堂教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吕教授认为二者并不冲突。“以前可能更多的会去写文章,现在年纪大了,越来越愿意沉下心来教书,在退休之前,把课讲好,把研究做好,这就是目前我对自己的愿景了吧。”

■读新读李 自成一家

作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领导新加坡实现了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把一个缺乏生机的城市国家变成了一个全球贸易金融中心。如今新加坡以发达的经济、稳定的政局和廉洁高效的政府著称,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与其他学者不同,吕元礼选择站在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下,对李光耀治理下新加坡所获得的成功进行分析与诠释。他滔滔不绝地解读道:“李光耀的治国理念,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外儒内法思想。”他很认同《联合早报》记者韩咏红对李光耀执政方式的表述———“远交近亲,克己复法”。尽管李光耀自小受到英文教育,但中华文化对他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在吕元礼看来,客家大家族模式的成长氛围,使得华夏文明中的许多生活传统烙印于李光耀的思想中。“一方面,他通过宣扬儒家文化,实行大家长式的领导,从而使民众在同一的风俗习惯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维持了社会稳定。”吕元礼特别以亲属间的法律纠纷为例:在新加坡,亲人间若存在纠纷,大多实施先私下调解,若实在调解不成,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但另一方面,李光耀自己的律师生涯以及日本占据新加坡时的残酷统治,也让他体会到权力改变社会的重要性。”吕元礼补充道。李光耀接手时的新加坡刚刚独立,作为一个蕞尔小国,还十分脆弱。李光耀采用法家的方式,对民众实行严格的管束,能更好地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刚柔并济,或许正是李光耀的政治智慧。

李光耀大家长式的领导,在民众口中褒贬不一,“国父”之外,也时常被人冠以独裁者的称号。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时代”的后期也遭遇了支持率的不同程度下滑。吕元礼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正从侧面反应了李光耀思想中有所欠缺的部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李光耀的思想多见于实(如经济),少见于虚(如人文);多见于硬道理(如增长发展),少见于大道理(如公平公正)”吕元礼说:“硬道理大不过大道理,因为它是小道理;大道理硬不过硬道理,因为它是软道理。如何拿捏软硬大小之间的平衡,正是新加坡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多次踏足新加坡的吕元礼,在领会到花园城市舒适、惬意之余,也发现了新加坡民众在生活上的规矩守纪,显得有些呆板无趣。他回忆起今年3月新加坡国内的一起热点事件,一位新加坡女士在组屋阶梯上贴铂金,此举引发国会热议,这本是增添生活情趣之举,却可能惹上“破坏公物”之罪。

“这种从严管制的方式在新加坡建国的特殊时期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但是在如今,新加坡已经成长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逐渐暴露出了缺陷。”吕元礼分析道。

随着李光耀在2015年的逝世,新加坡正式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对于新时期的中新关系,吕元礼认为:“中新关系将持续处于一个动态平衡中。由于新加坡的国情与环境,注定了它最不愿意成为一个选边站的国家。”在他看来,求同存异,继续保持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仍旧是未来中新发展方向。

(转自《深圳大学报》410期 记者:刘虹 叶子涵 高璐颖)